编者按

伴随着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步伐，1950年6月25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处正式成立。75载风雨兼程，云南外事人始终秉持初心，勇担使命，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服务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而有力的足迹。

从成立之初的探索前行，到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云南外事的每一步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在这波澜壮阔的历程中，无数外事工作者挥洒汗水、奉献青春，书写着云南外事的精彩篇章。

为庆祝云南省外办建办75周年，“云南外事”微信公众号特推出建办75周年征文连载。每一篇文章，都饱含着外事人对云南外事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从不同角度展现了75年来云南外事的发展成就与动人故事，是外事工作者们亲身经历的生动记录，是他们对云南外事发展的深刻感悟，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文字，感受云南外事75年的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共同展望云南外事更加美好的明天。

真抓实干，当好云南改革开放的铺路石

——本办外国专家处助力创办昆明国际学校的往事回放

省外办原外国专家处处长 夏文义

1991年，笔者由云南省地震局调入云南省外办外国专家处工作，从事我省外国专家和对外合作相关的服务、协调和管理工作。彼时，我国改革开放正值“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阶段，来华旅游观光的外国人士日渐增多，进入省内三资企业工作、省内各高校任教或企事业单位聘请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也日益增多。一些原有的外专工作及管理的规章和文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外国专家工作，甚至成了新形势下外专工作的障碍。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很多工作需要探索创新，要脚踏实地干点实事需要勇气，更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记得在一次外办的全办大会上，冯树森主任传达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相关文件及精神，对全办外事干部提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要求。

当时，外办的机关所在地位于北京路邮电大楼旁，小小的院子，前院是办公区，一大一小两栋楼房。右侧楼房一楼，外专处有两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因为院子太小，没有任何可供户外活动的空间，更无富余的空间容纳花草或绿地。前院后墙开了一道小门联通后院，外办的职工大多居住在后院的两栋宿舍楼。

1992年下旬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门卫同志匆匆来到外专处，告知门口来了两位老外，好像是要办什么事情，但因为语言不通，门房同志不知道具体情况，请我们去接待一下。

外办大门门房外，笔者见到两位老外，男性，高个子，年龄40左右，不难看出是欧美人士。他们骑自行车而来，车座立管拉出老高。几句交谈之后，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变得十分高兴，对笔者亦产生了些许信任感。交谈后得知，两位都是美国人，一位名叫Dan Letton，中文名莱通达，另一位是Don Lytton，中文名李德钦。当时，外办没有接待室，只能站在门房外交谈。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他们到外办的目的是寻求帮助，解决他们创办一所外国人员子女学校遇到的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在昆明工作、学习中文及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化的外籍人士已经为数不少，来自多个国家，大多拖家带口。大人工作时，幼儿没人带，学龄儿童无学可上。个别老外曾尝试把孩子送到昆明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就读，但因为中外文化，教育体系、生活习俗等诸多不同，更因为语言障碍，大多浅尝辄止。他们只能自谋出路，寻求解决办法。最早时期，这两位美国人挑头创建了一个“co-op school（学校合作社）”，住地相距不远的数个老外家庭组成一个“合作社”，各家的家长轮流值班，担任“学校”的教学及孩子的托管工作。每个工作日，各家把孩子送到轮值的老外家，由那家外籍人士的夫妇担任教师兼保姆，教育并看护各“社员家庭”的孩子。运作一段时间后，孩子数量逐渐增多，一个家庭的空间已容纳不下，当值家长的精力和时间亦明显不足。于是，他们萌生了创办一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想法。通过民间渠道，他们在昆明市区小西门附近的昆明市青少年宫租了几个房间，用作“学校”的办公室和教室。几个房间位于大楼的不同楼层，不但使用不便，周边场所对这些洋娃娃产生的噪声干扰亦颇有微词。因为这所“学校”未批先办，不但没有“名分”，细究起来，还属于典型的“黑学校”。因此，学校规模无法扩大，遇到困难或问题时亦“求告无门”。几个老外似乎面对着一道无解难题。

该学校“违规运行”期间，这两位美国人曾找过省、市、区教育、公安等相关主管部门，均未解决实质问题。几经辗转，来到省外办寻求帮助。耐心听取了两位美国人的诉求后，笔者告诉他们一定尽快了解相关情况，协调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时任外专处处长的赵松毓同志共同研究后，商定由时任副处长的笔者牵头处理此事，向分管办领导汇报请示并开展相关工作。按照分管领导黄新华副主任的指示，笔者与处内其他同志一道查找相关文件，并向相关职能部门了解有关政策规定，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仅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建有国际学校，国内其他城市建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尚无先例，亦无相关政策法规可遵照执行。但是，全处同志一致认为，在云南创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不仅能为在昆明工作和生活的外籍人士解除后顾之忧，亦能改善在昆明外国人工作、学习和投资的环境，对我省的改革开放具有积极促进意义。

发挥省外办具有较强协调和组织能力的优势，我们数次召集省、市、区教委、公安、安全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探讨，统一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件裨益云南的好事、大事，应该全力促成。达成共识并多次会商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把这个“洋娃娃学校”挂靠省教委国际交流中心，相关职能部门予以协助，办理报批手续、协调、管理和服务工作，使其能够合规运作。同时，对该学校在我省的存在亦作出了限制：不得招收中国学生，亦不得开展与该学校无关的其他业务。取得“名分”后，这所学校取得了合规的生存环境及正常运作的基本条件。学校正式定名为“Kunming International Academy (昆明国际学校)”，获准开展招生、从境外进口教材和教学物资、聘请教师、课堂教学等工作。

为了帮助昆明国际学校尽快开始正常运作，外专处与省教委国际交流中心一道，大力协助其寻找新校址，协调及协助解决相关问题。在学校师生的心目中，如果没有省外办的大力支持，没有省外办专家处的鼎力相助及积极协调，昆明国际学校的诞生将困难重重，甚至胎死腹中。1994年，时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葛康来昆考察，曾到访昆明国际学校。听取了学校的工作汇报后，葛康感慨地说道，这是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领区内的第一所国际学校，并戏称时任我办专家处副处长的笔者为“KIA’s Godfather”（昆明国际学校的“教父”）。

1998年4月，昆明国际学校迁入位于严家地小区的新校址。应学校邀请，我办主任周红同志及时任专家处处长的笔者与Dan Letton（中文名：莱通达）校长共同为新校区剪彩。当时，昆明国际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师资力量及教学活动均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几年后，学校再次搬迁到位于广福路的湖畔之梦小区。校园面积扩大数倍，师生数量成倍增长，办学条件进一步完善，学校的运作亦渐入佳境。

昆明国际学校亦积极回报云南这片热土，并大力向世界宣传云南。颇有音乐天赋的该校教师Kim Lytton（中文名：李婉君）在我国“外国人才艺大赛”上演唱自己创作的歌颂云南的曲目，夺得赛事奖项。Kim还创作出版了歌颂云南的中英文音乐专集The Rainbow of Yunnan（七彩云南），精选了她作词并谱曲的12支歌颂云南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及迷人景色的曲目，为宣传云南作出了突出贡献。

Dan Letton离任后的继任校长Eric Alfrey（中文名：艾雷克）先生，聘请了来自美国的专业摄影家和摄像师，拍摄和制作了介绍云南的专题片，为向海外宣传云南作出贡献。学校师生在云南武定田心乡、昭通大山包、红河、丽江大东乡等边远山区开展扶贫及助力希望小学。该校多位教师曾荣获云南省外国专家“彩云奖”。

2000年10月，因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笔者提前退休，与这所学校脱离工作接触。笔者退休前，校长莱通达亦已卸任离去。但是，学校似乎并未忘记对其提供过帮助的中方老朋友。本世纪初叶的数年间，学校举行International Day（国际日）活动时，都会邀请笔者参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已经十多年未与昆明国际学校联系。偶有所闻，学校还在湖畔之梦，教学工作正顺畅运行。愿这所应运而生的昆明国际学校健康发展，继续服务云南的改革开放，助力云南走向世界。

与外媒同行的外事心路历程

省对外友协二级调研员 杨路

近30年的外事生涯，我经历了礼宾处、新闻处、政策研究处、省对外友协4个阶段。其中，尤以16年新闻处工作最为丰富多彩，那是助力我在各种场景翻译中历练自我、提升水平、增长见识的关键时期，我透过日本媒体现场采访见证了中国在大时代中的变迁，受益匪浅。

助力放大外媒采访后续效应。1990年代，中国与日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但老百姓乐观向上、追求梦想的精神风貌总能在日本引发共鸣。纪录片《重返校园》中，会泽县大海乡一名支教人员不懈努力走访面临辍学困境的女学生李富珍，帮助她鼓励她，终于使她重返校园；纪录片《风之桥》以溜索桥为主线介绍了怒江大峡谷深处的普通百姓生活，朴实的主人公简单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头牛。两部纪录片在日本NHK一经播放，引起强烈共鸣——前者催生了日本观众自发捐赠李富珍并惠及其所在学校所有优秀学生约10年的助学金、奖学金，后者除激起日本观众对朴实生活的回归之情外，还引来热心的日本老人直接送去一头牛。

外媒视角感受国际叙事体系。2000年代，我先后多次陪日本记者深入山野、乡村，连续数月驻点拍摄野鸡与少数民族“鸡文化”、梯田文化、“昆虫宴”、香格里拉赛马节、茶马古道音乐等题材，也协调各方关系，陪同采访了滇池治理、尘封数年才公开的通海大地震等敏感话题。野外拍摄充实而艰苦，难掩我“融入记者看世界、多元场景练翻译”的喜悦。数年后，以联系NHK无偿提供《风之桥》版权在云南电视台《经典人文地理》播放为契机，我翻译了自己及其他同事留存的所有日本录像带解说词，不仅回味了外国媒体的叙事方式，对云南多样性文化的魅力也有了更深认识。

立足突发情况协调各方关系。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彻底是一道暗流，因一些偶发事件或时间节点异常敏感，日本媒体在金平县拍摄曾遭遇村民带头起哄拒绝合作，幸联系乡干部得以顺利解决。此外，日本纪录片仅确定故事主人公，有时是设定场景就自然录制当事人对话，令人防不胜防。一部纪录片中以苦聪人兄弟搬迁“安居房”展现时代变迁，立场对立是客观存在，但需要拍摄作为村干部的弟弟翻山越岭入老寨劝顽固的哥哥下山，没想到摄像机拍到了兄弟言语不和的NG……我现场不翻译固然可以，但怕断章取义，还是与日方摄制组作了交涉，成功确保任何时候不用此镜头。

通过外国记者工作，我完成了展示云南自然、人文魅力的使命，也实现了中日文化交流、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价值的升华。这些积淀与感悟至今仍对我产生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