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导语
大学之道，何谓正道，辩论之声不绝于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论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李书田曾经在北洋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明确阐述了他理解的大学之道，提出“大学的使命绝非仅仅是校舍之堂皇，设备之宏丽，院系之遍设，学生之众多，最重要的应该是向国家、向人类提供思想学术、新发明、新创造，要培养能发明、能创造、能领袖群伦的一流人才”。
说句实话，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在高中时代对大学生活抱有无限美好的向往，比如想象自己终日浸泡在图书馆里与先贤智者隔空对话，比如与同窗好友在明媚阳光下的草坪弹唱消磨时光，再比如与教授学者就学术问题切磋琢磨迸发出智慧的火花。然而，真正的大学生活却往往令人失望，校园硬件设施捉襟见肘，科目种类繁多，鸡肋之余又让人分身乏术自身难保，泥混于各式社团却常感前途迷茫，日常生活也并非师生指点江山，欢聚一堂。亲历其中的人都知道，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绝对是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恐怕是一场最考验改革者的持久战。
过去的40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这条康庄大道上快步前行，书写了无数发展进步的奇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高等教育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措施，其中就包括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开设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引入新的办学理念，提升办学质量，倒逼本土大学的革新。
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开设了九所中外合办大学，基本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分别是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温州肯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最明显的优势是将中国传统教育与西式教育理念有机融合，吸收借鉴西方的教材、课程设置、管理办法、教学质量保障和学术评估体系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拿港中大（深圳）来说，学校面向全球选聘一流师资，引进的师资大多为世界一流大学知名教授和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院士，自2014年建校伊始就已具备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资格。学校推行中英并重的教学环境、书院制传统、新型交叉学科设置的育人理念，配备了一流的硬件设施，教师的办公环境和学生的生活学习需求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在师生眼中，学校是当之无愧的“五星级的家”。
在这样“五星级的家”中，学生可以随时与导师预约面谈，和教授一起晨跑、共进午餐和晚餐，到院长家中茶叙，随校长先生去春耕，筹办书院的艺术工坊，在校园里自主创业开办咖啡馆，参加剑桥耶鲁等知名高校的国际交流项目…… “学生第一，教授第二，校长第三” 是默认的办学原则，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同时给予深厚的人文关怀。
先哲们对“大楼”与“大师”的辩论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教育界人士，对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很多人断章取义，开始固化这样的观点——大学最需要的是“大师”，而非“大楼”；学校硬件可以差，只要有好老师就行。
这让我想起，当年 “颜值爆表”的美丽燕园，学生宿舍外观是雕梁画栋的中式古典建筑，内部是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等等，与近100年后的现代公寓相比也毫不逊色。一个燕京大学学生曾经向校长司徒雷登发问，“校园虽美，但国家积贫积弱，青年学生应该具有艰苦朴素的精神，不应该住在这样华丽的雕梁画栋的校园里”。司徒雷登回答道：“一个传授文化的学校，应该让学生亲身体会自己数千年文化的崇高、自豪和祖国艺术的优美，使新一代成为致力于提高我们文化的人。这就是我当初把我们的校园设计得如此之美的目的。”
还有记者质疑：“燕京大学建造得这样富丽堂皇，使学生过着极度的安逸生活，未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吧。一旦出校到实际生活中，怎能适应得下去呢？”司徒雷登的回答是：“我就是叫他们适应不下去，他们才知道改革哩！”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求学经历也告诉我，“大楼，需要有大师入驻，方能楼尽其用，大师，需要有大楼的庇荫，才能师尽其才。”大师、大楼作为一个学校办学的软件和硬件，一个都不能少。况且，现实情况是，没有“大楼”，也请不来真正的“大师”。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教育者们也许不会重新探索大学之道，也不会出现“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新兴大学。中外合办的大学之道是改革开放40年结出的独特果实，中国教育的创新发展，需要理直气壮地建好的“大楼”，用好的设施，请一流的名师。
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变革，我有幸与港中大（深圳）结缘。在国际化大学的环境里浸润的两年，是我个人成长日新月异的两年。每次谈到个人的中国梦，我都在想，我国何时才能建成一所世界顶尖的大学，让全世界学子都心向往之的学府。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梦想照进现实的那天终将不期而至。（赵凌菲）